籌建斯大中文系
由於當時的澳洲首相Robert Menzies深具遠見,看到澳洲與亞洲的關係勢必益形密切,因此大力支持澳大亞洲學院的經費,因此學院無論圖書、設備、師資都屬上乘,「學院堣坉茯膍s員,只有一個是澳洲人,其他都是遠從歐美或是亞洲應聘而來的,可以見得學院的用心」,馬教授並且表示,在澳洲學制下,中文系學生有四年的課程,其中兩年必須兼修日文以便廣泛運用資料,學生學得很紮實。
此外,整個學院的研究氣氛也相當好。因此當一九六五年高本漢教授退休,斯大囑意馬悅然回到瑞京建立中文系時,馬教授夫婦很是猶豫了一陣子,「當時真捨不得離開,但寧祖認為孩子們生在瑞典、長在倫敦、北平,又在澳洲度過六年,都到了十來歲的青少年期,他們需要一個自己的國家。」
馬悅然於是帶著亞非學院和澳洲大學的經驗回到瑞典,著手籌建斯德哥爾摩大學中文系。
當時系裡中文書難求,但瑞典皇家圖書館、斯大圖書館,和遠東古物博物館都擁有相當具特色的中文藏書,馬教授為此提出計畫,希望合併集中,成立遠東圖書館以利使用。這個計畫在一九六八年提出,一直到一九八六年才實現。「他們考慮了整整十八年」,馬教授笑道。
從先秦直下當代
而在這十八年中,斯大中文系由草創時寥寥可數的學生,到如今總有八、九百人申請,只能精挑卅個新生;系上的課程,也由專注古代經典、語言學,擴展到近代、當代的文學、歷史、思想等範疇;馬教授本人,則兩度擔任「歐洲漢學協會」(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)會長,並在一九八五年獲選加入瑞典學院(Swedish Academy),成為十八位院士中唯一的漢學家,擁有諾貝爾獎投票權。
從先秦兩漢、春秋左傳,到活生生的現代派、朦朧詩,斯大中文系取向的轉變,事實上兼有環境因素,和主事者性之所向的雙重影響。
馬教授解釋,早年的著重先秦,固然是高本漢教授對漢學的獨到見解;但當代研究需要大量深入的田野工作,中共對外關閉了將近十五年之久,使得漢學界不得不傾注於古籍研究。直到七○年代末期,毛澤東逝世之後,文壇突然活躍了起來,接著而來的所謂「開放政策」,也讓學者、學生有機會實地研究。
至於馬教授個人近十年來對當代文學,尤其是七○年代末期以來的新詩所表現出的熱忱投注,他表示,年輕的時候,受高本漢教授親炙,對語言學研究有一份很嚴肅的責任感,同時也急切於證明自己對學問的真誠,「現在年紀大一點了,我想也許可以做一點自己喜歡做的事,而當代文學和翻譯一直是我的嗜好」,他說。
出版現代中國文學評選導讀
也是對當代文學的關注和喜愛,馬悅然在歐洲漢學協會會長任內主持的幾項大研究計畫中,同時包括了一項名為「一九○○至一九四九年現代中國文學」的龐大編纂工作。這是一套包括長篇小說、短篇小說、詩、戲劇四巨冊的工具書。每冊選一百篇作品附作家資料、初版介紹、內容摘要、評析,及其它譯本、書評等參考資訊。在上百位學者跨國合作之下,目前第一、二冊已經出版,收攬極為廣泛,被認為不但極具學術價值,也同時能吸引一般讀者的興趣。
第三冊詩集,將由馬教授親自輯選,預計收集一百五十個集子,再編輯成一百個左右。在他看來,中國現代詩壇在廿年代末、卅年代初期最豐富,艾青、聞一多、徐志摩都是偉大的詩人,「尤其是聞一多,巧妙運用了中國語言的內在美感,創造新的語言」,他說。此外,胡適的嘗試集原不能算是好詩,但他是頭一個寫白話詩的人,有一定的歷史價值,因此也在輯錄之列。
諾貝爾為何忘了中國?
作為執有諾貝爾文學獎選票的唯一漢學家,加上日本、拉丁美洲、非洲等非歐美作家相繼得獎,馬教授自然不斷被問起「中國作家為什麼一直沒有得獎?」之類的問題。
對於這樣的疑問,他多半會強調「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不是世界冠軍」的觀念,他認為文學是主觀的藝術,不是運動比賽可以用分數評高下,「十八位瑞典學院院士的意見,或許不是你的意見」,他說。
但馬教授也同時指出,好些中國作家早就該得獎的,只是西方沒有人知道他們;換句話說,中國人雖有偉大的作品出現,卻沒能好好地被翻譯出來。
於是又有人要問:難道諾貝爾獎是頒給翻譯的?答案當然是否定的。但是馬教授表示,翻譯扮演的是非常重要的溝通角色,一個好的翻譯者,除了必須對文學語言有強烈的敏感、和敏銳的表達力,還要真心喜歡這個作家,與他的作品同呼吸,才可能準確表達出作品的精神。「可惜的是」,他說:「喜歡作家作品的人未必受過好的翻譯訓練,對文字敏感又能敏銳表達的人,又未見得耐於翻譯工作。」
致力譯介中國當代文學
為了將中國當代文壇的作品推介給西方讀者,馬教授本人近年來投注了不少精力在翻譯工作上,已經發表的就有近百種之多,其中包括老舍的小說,聞一多、艾青、卞之林、舒婷的詩,和再版三次的水滸傳。去年一年裡,他又翻譯出版了沈從文的短篇小說和自傳,高行健的短篇小說和劇本,李銳的小說「厚土」,以及顧城、北島的詩集。
事實上,如果拿馬教授對翻譯文學作品的標準,來衡量他自己譯作的態度,兩者之間是十分吻合的。語言學的嚴格訓練,加上對文學天生的愛好和敏銳,一位他的同僚表示,同樣出自馬悅然譯筆的北島、顧城和水滸傳,呈現在瑞典讀者面前的卻是三種截然不同的語調和文字。
「他是一首會走路的詩!」
再說對作家作品的投入和喜愛,馬悅然更可說是鍾愛之情,溢於言表了。提起他欣賞的年輕詩人諸如北島、顧城、楊煉等人時,馬教授臉上的欣慰和驕傲,如同介紹自己的孩子——「這是我老三,喜歡搞攝影……」並無二致,完全「視如己出」。
「北島創造了一個全新的語言,以前沒有人寫過的;楊煉是尋根的詩人,可以回到先秦時代,他們都年輕充滿活力」,他形容顧城是天生的詩人,是「一首會走路的詩」。
馬教授隨即講起兩年前顧城到烏普索拉大學演講時的謫仙氣味,「已經搭上火車了,我問他,你要講什麼呀?他說,嘎?噢,我不知道,我不知道。到了學校,時間頂緊,就進了禮堂,他突然說,這樣吧,就講中國詩堛漁伅◎P好了」,馬教授表示,這是一個極難講的題目,一般人恐怕得苦思好幾個禮拜,才能搞出一個講稿,可是顧城隨手拈來,用非常「簡單、易懂、又漂亮」的語言一說兩小時,渾然天成,而台下中文程度並不特別好的漢學生,竟也都能了解、盡興。馬教授強調,「顧城根本沒受過什麼教育,只唸了幾年小學,字也寫得非常怪,但講話的方式很不尋常,這不是天生的詩人,是什麼?」
為了能夠在翻譯時完全不受打擾,馬悅然通常利用假期,住在南部鄉居專心工作。他的作息非常規律——每天早上六點半到海邊游泳,七點喝完咖啡即開始工作,一直要到下午二、三點才休息,的確做到了他所說的「stay with it, work with it(一起工作、一起生活)」。尤有甚者,他有時索性將原作者邀到瑞典鄉居討論作品,果然是「與作者同呼吸」。高行健和顧城都曾經是他的座上客。
即將退休專心譯作
馬悅然的譯作,大多是經過詳細計畫,在忙碌的學術、行政工作之外,訂出時間表按部就班完成的精心之作。當然也有例外。去年中共六四屠殺之後,他收到顧城、楊煉合作的長詩「悼詞」,當晚就著手翻譯,第二天出現在英文報上,西方讀者即時感受到了中國年輕詩人「給血以血、給火以火」的悲憤。
從一九六五年回到瑞典建立斯大中文系,馬悅然足足綜理了四分之一世紀的系務,也一直是瑞典漢學界的掌舵人。他計畫在今年正式退休,專心譯作,而西遊記是他最想翻譯的作品。「這是世界上第一部小說,可是到現在沒有一部比得上它!」他說。
此外,馬教授也表示樂於多了解台灣現代文壇的作家和作品,他對年輕詩人向陽的作品有很高的評價。
六月以後,馬教授就要把繁瑣的系務交給年輕學者接棒了,但是他緊接著又要著手準備一件大事——因為到了九月,就是當年那個年輕的馬悅然在香港焦急解讀電報的四十周年紀念了。同馬教授伉儷一起慶祝這個日子的,還將有繞膝的兒孫。或許,還有馬教授最喜歡的道地四川炒辣椒和乾扁四季豆。
附記:本文所用圖片,為馬教授幼子Gunner Malmqvist的作品,且並題為「我的漢學家父親」。
〔圖片說明〕
P.48
馬悅然是瑞典皇家學院十八位院士中唯一的漢學家。
P.50
一生與中國結緣的馬悅然,在四川認識了妻子陳寧祖。
P.51
遠東圖書館的構想於一九六八年提出,但到一九八六年才實現,現已成為瑞典漢學研究的中心。(鄭元慶攝)
P.52
從先秦文學到現代中國文學,馬悅然不自束於象牙塔內。
圖為他與大陸詩人北島討論詩集。
P.54
馬悅然常利用閒暇住在南部鄉村,一邊渡假,一邊專心翻譯。
P.55
馬悅然常有機會遊台灣瞭解此地的文學現況。(張良綱攝)